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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垣的为学为师

陈垣(1880-1971),字援庵,广东新会人,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。曾任北京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、辅仁大学等校教授。1926-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。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,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,直至去世。毛泽东主席曾称赞他是“国宝”。


陈垣在宗教史、元史、考证、校勘等方面,著作等身,成绩卓著,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,与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二陈”。他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成为了日后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。其主要著述有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《校勘学释例》《史讳举例》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等,另有《陈垣全集》行世。


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,文化副刊选登陈垣先生长孙陈智超所写《陈垣的为学为师》一文,希冀能从一个侧面展现陈垣先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。


从18岁开始,到91岁去世,陈垣在教师岗位上辛苦耕耘了74年。他教过蒙馆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当过孤儿工读园的园长、中学校长、大学校长,还短期担任过教育部的负责人。在7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,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。


“上课须知”唯恐学生记不住


“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。万不可有偏爱、偏恶,万不许讥诮学生。”这些重要的教育理念是陈垣一直所倡导的。对于学生,陈垣强调要以鼓励夸奖为主。不好的学生,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,都要尽力找他们的一小点好处,加以夸奖。对于学生不要乱发脾气。你发一次,即使有效,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,难道发更大的脾气就能解决问题?特别是年纪轻轻的教师,他强调,站在讲台上更要为人师表,要取得学生的佩服。


在教课中,陈垣考虑周到,会对学生的设问想象出多个可以回答的角度和内容。他多次说过,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,有时并不够一堂课讲的。在批改作文方面,他也很有一套,强调不要多改,重在改关键处。


对于教过的课,要撰写教课日记。自己和学生有哪些优缺点,他都记下来,包括作文中的问题,记下以备比较。缺点尽量在课后个别谈;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,老师要尽力在课堂上表扬。对于“教师台上坐着、学生台下听着”的场景,陈垣很不赞成。他十分注意疏通课堂气氛,讲课时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,写了板书之后,也可下台看看。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,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。许多听过陈垣课的学生都记得这些“上课须知”,包括著名的书画家、学者启功,因为陈垣会反复强调这些须知,唯恐大家听不明、记不住。


“严而有方”让学生信服


陈垣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。他坚信“书到用时方恨少,闲时不学临时悔”。他的学生那志良回忆道:“我在二年级时,陈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。他不用课本,在上课的前一天,由教务处油印一篇他指定的古文,不加标点与小注,上课时分发给学生,他便指定一个学生,站起来念,遇有读错了的时候,他还指点一下,叫第二个人再读时,再读错了,他便开始批评了。两三个人读过之后,他便指定一个人讲解了,讲不对时,也要挨骂。他这种教学法,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太过分了,背地里都喊他‘老虎’。到了现在,我们才知道,一篇文章,无论有没有句点,我们都能读得下来,讲得出来,都是他训练出来的。”


而且,陈垣不只是严格要求、一味批评,对于好的现象和进步,他也有表扬和鼓励,并且以鼓励为主。他多次提到,对学生要“多夸奖”,“多鼓励,要学生有精神”。现存的许多成绩登记单、作业批语等,随处可见他对学生的鼓励之语。他深知,一个学生最怕你说他不行。你说他不行,他就自暴自弃了。总要鼓励他、奖掖他,这是教学中最好的方法。当然,对学生以鼓励为主,并不等于无原则地讨好学生。柴德赓在《我的老师———陈垣先生》一文中回忆:“特别是批分数,他从来很慎重。他的办法,总是每本先看一遍,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,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,或提升,或抽降,这样反复比较,优劣自见。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,得九十分固然不易,得五十分也不冤枉。”确实,在如今保存起来的试卷中,还没有看到九十分以上的,但也很少有不及格的。他对学生严格,对自己更是严格,所以得到了学生的信服。

  

“宁慢莫快”学生才听得懂


在陈垣看来,中学教员有批评学生不用心,或讲话,或睡觉者,分明是教师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,或者是不得法。“上课时,总要学生明白,宁慢莫快,总要他听得懂,听得有味。他在课堂上闹,不用心,不能尽怪学生,先要反省自己讲得清楚否,明白否?他听得有味,自然不闹了。”


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后,在教学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开设大学一年级国文课,并规定它为文理各系学生的必修课。他认为,即使是理科学生,单纯依靠中学时代所学的语文知识也远远不够。每个中国大学生都应该好好掌握中国语文这一工具与人交流,充分、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科研成果。


陈垣曾亲自主持“大一国文”课,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,每两周写一次作文。优秀作文辟专栏张贴,供人观摩交流。1944年4月至6月,陈垣同时代了两个班的国文课,每周四小时。1950年陈垣71岁,已是高龄,但仍在教国文课,其教学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每次的讲课内容、发放教材等情况。


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,陈垣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还开设了一门 “史源学实习”课程。这门课程教材的选择,就让他斟酌很久。陈垣在他80岁时,仍在承担校点辑本《旧五代史》和《新五代史》的工作。他认为,这是晚年最合适做的工作。这对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,很不容易,但他做到了。



原文刊载于《北京师范大学校报》第464期 2020年10月30日第04版;作者陈智超,系陈垣长孙,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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